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其特殊的地理区位、悠久的历史文化，激发了秦人的地域自豪感，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精神源泉。从“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”的角度考量陕西传世古文献的保护与开发，正当其时。

传世古文献，在本文特指1949年以前镌刻的古籍、碑石、金文三大类文献。由于其产生的时代及内容的载体具有不可逆转性，更加显得弥足珍贵。保护是首要任务，传承是历史责任，开发是时代需要。

有的古籍霉烂、破损较为严重，如果进行专业的修复将会产生较大的一笔费用，而且有的古籍若从版本价值角度而言并不值得修复。这种两难的境地，使大多馆藏单位束手无策，只能放任自流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应由古籍办组织专业人员对这类古籍进行全方位评估，并申请专项资金，对价值高的古籍进行修复，有必要时还可进行善本再造，以便减少对原书的翻阅，使更多人领受到古圣先贤的思想智慧。对于价值不大的古籍，也应尽量进行专业的保存，不应随意丢弃、损毁甚至流失于外。

(相关资料图)

有相当一部分碑石类古文献散落于户外，遭受风雨剥蚀，还时常有被偷盗的事情发生。是原地保护还是集中保护，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，避免出现已经登记在册，但又流失损毁的遗憾发生。

古文献数字化是近年来比较时髦的趋势，是电子化时代的红利，可以从外形至内容两个层面对传世文献进行保护与传承。大致包括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平面扫描，以图片电子书的形式保存；其二，建立数字化古籍数据库，上传网络供读者阅读使用。随着古籍目录普查著录工作的逐步完成，参与此项目的基层领导及古籍从业人员的保护意识也大大增强，在一些古籍数字化公司的帮助下，部分馆藏单位已经着手古籍数字化工作。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。

众所周知，古籍数字化是减少古籍损毁、实现古籍保护的有效途径。但同时衍生的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，是不是所有的馆藏古籍都需要数字化？这需要具体的分析，对于藏量较大、获取容易或其他地区已有电子资源的古籍，没有必要实施电子化，以节省本来就颇为有限的古籍保护经费。对于稀见或具有独特版本价值的古籍，其他馆藏单位也没有电子资源，可邀请相关专家对这些古籍进行筛选和论证，将需要数字化的古籍挑选出来，有针对性地实施电子化，避免由于不加选择地实施电子化工程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。

古籍作为一种文化财富，只有得到有效的利用，才能将这种文化的价值展现出来，造福于社会，因此古籍整理和保护应同时进行，避免古籍资源被束之高阁，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价值。

陕西省内各基层馆藏单位存藏的古籍，虽广涉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五大部类，但内容仍以地方文献为主，记载了不少地方历史掌故和文化遗存，外地存藏单位鲜有收藏，是富有地域特色的珍稀文化财富。以地方志为例，各地可将本地乡贤及外聘专家学者组织起来，对本地历史上编纂的地方志进行集中搜集整理，此举亦可将馆藏于外地的本土文献通过复印、拍摄或抄录等形式汇聚起来，妥善保管，以免出现孤本难求、乡籍难觅之憾。

地方志素有“一地百科全书”之称，古时地方官吏上任伊始，必索方志阅览，以期快速全面了解当地历史、人文、物产等情况，便于在任期内各项措施的制定施行，有的官吏还亲自组织编纂地方志。有的地方出过不少名臣良将，他们或曾为朝廷建言献策、功绩卓著，或曾奋战沙场、屡立战功，或在文学艺术、教书育人方面有口皆碑，这些人都是各地宝贵的财富，他们的事迹也被记录在地方志中流传当地。因此，地方志对提升本地民众的地域归属感、幸福感、自豪感，文化建设等方面，所产生的效应是久远绵长的，正所谓“其速慢而效甚远”。

躺在馆舍书柜中的古籍、竖立在田间地头的碑石、深藏于博物馆的钟鼎，说到底还是沉睡的文化财富，如何为它们诊病疗伤，将它们唤醒，让它们以饱满的姿态活起来、走出来，是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。文明传承与发展，摸清家底是首要任务、保护修复是重要保障、人才培养是核心要素、整理出版是关键环节。只有理顺工作思路，环环相扣，真正实现文化兴省、文化强省的伟大目标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陕西人的智慧和力量。

（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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